导语：自浙江温州的商人成为皮尔-卡丹的中国区主人后，皮尔-卡丹的增贬值及中国本土品牌的发展一直备受争议。有人认为，皮尔-卡丹预示了国产品牌的未来。

　　“皮尔-卡丹，票儿挤干。”因为价格高昂，皮尔-卡丹刚进入重庆时，人们编了那么一句顺口溜。而重庆人张轩第一次接触这个品牌是在1990年，当时他的父亲应邀到美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临走前特意买了一条皮尔-卡丹的皮带，“花了我父亲差不多两个月的工资，买回来时全家人挨个摸了一遍。皮子很软，金属扣也挺锃亮，说实话也没觉得特别好，但我们谁也没见过法国的皮带啊。”当时皮尔-卡丹的店设在重庆百货大楼里，“无论什么时候去，柜台旁边都挤满顾客”。那个年代男人们流行的打扮是将T恤扎在西裤里穿，因此，梦特娇的T恤、皮尔-卡丹的皮带和裤子、金利来的皮包，是成功男士追求的标准相。

　　如今33岁的张轩大学毕业后选择留在北京，担任一家外企的项目经理。他早已习惯往衣橱里添置AlfredDun－hill的衬衣和ZZegna的领带。随着时光一起消逝的，还有曾经作为许多人梦想而存在的皮尔-卡丹，如今在任何一个高端购物场所都已难觅踪影。

　　但就在6月末，一则“中国民营企业收购皮尔-卡丹”的新闻让人们重新关注起这个与中国颇多渊源的品牌。备受争议的并购在7月10号有了结果，4名来自浙江温州的商人成为皮尔-卡丹的中国区主人，他们将在温州设立新的大中华区皮尔-卡丹营运中心。

　　时尚的中国初体验

　　1978年，皮尔-卡丹第一次来到中国，并应邀在北京民族宫饭店举行一场小型“观摩会”。在那个年代，“观摩会”意味着将对与会人员的身份进行严格审查，参加的几乎都是当时主管服装贸易的官员。在30年之后媒体的回顾中，时任新华社记者的李安定成为为数不多的有机会目睹新中国第一场时装发布会的人。然而，生活在极度闭塞环境中的国人显然还无法从容应对皮尔-卡丹所带来的视觉冲击，李安定后来撰文这样描述观摩会现场：当一个金发美女面对观众停住脚步，突然兴之所至地敞开对襟衣裙时，台下的人们竟像一波巨浪打来，身子齐刷刷向后倒去。

　　一股威力巨大的“冲击波”，也让1978年被喻为新中国的时尚元年。

　　两年之后，客居巴黎的北京姑娘宋怀桂回到家乡，为皮尔-卡丹组建一支模特队。没有更好的办法，当时的选角过程听起来像是“抓壮丁”：看到有个漂亮的姑娘或者小伙，就过去，先把自己介绍一番，再把模特行业介绍一番，最后问人家愿不愿来试试。贡海斌原为北京一染坊工人，宋怀桂找上门来的时候，他正和张铁林、方舒一起拍戏。但是进入模特队却遭到了贡海斌父母的强烈反对，单位的态度则更加鲜明，他被直接从市里调到郊区的蓝靛厂去搬砖。在80年代初，去那儿工作的人几乎都有一个特殊的理由：他们需要“继续改造”。

　　后来，模特队最终挑选出来的一二十人，几乎全部来自基层。有卖蔬菜的、织地毯的、卖水果的，还有纺织女工。他们每天晚上集中在一起，接受来自巴黎的两位专业教练的指导。很多人对家人和单位隐瞒了真相，只能请病假保证训练。1981年10月，经过几个月专业训练后，文革后中国第一批模特穿着皮尔-卡丹设计的服装在北京饭店登台表演了。

　　表演取得了超乎寻常的成功。“中国举办时装表演”的消息第二天占据了很多国际媒体的头条位置。到了1982年，由皮尔-卡丹带进中国的时装表演几乎成为所有晚会上的保留节目。

　　正因为如此，无论是持何种态度，我们在谈论皮尔-卡丹时，无法回避的是，在中国人试图打开门了解外面的世界时，皮尔-卡丹是他们看到的第一个品牌，它对于中国时尚的启蒙意义要远高于服装本身。况且在那个资讯闭塞的年代，知道Gucci、LV、YSL的人加起来都未必有知道“皮尔-卡丹”的人多。所有的这些，都奠定了皮尔-卡丹在特定年代成为奢侈品的心理基础。